显微镜的故事

那是在400年前，德国某小镇里有一位伯爵。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将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捐给了镇子上的穷人。这十分令人钦佩，因为中世纪时穷人很多，而且那时经常爆发席卷全国的瘟疫。

一天，伯爵碰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家中有一个工作台和一个小实验室，他白天卖力工作，每天晚上的几小时的时间专心进行研究。他把小玻璃片研磨成镜片，然后把研磨好的镜片装到镜筒里，用此来观察细小的物件。

伯爵被这个前所未见的可以把东西放大观察的小发明迷住了。他邀请这个怪人住到了他的城堡里，作为伯爵的门客，此后他可以专心投入所有的时间来研究这些光学器件。

然而，镇子上的人得知伯爵在这么一个怪人和他那些无用的玩意儿上花费金钱之后，都很生气，“我们还在受瘟疫的苦”，他们抱怨道，“而他却为那个闲人和他没用的爱好乱花钱！”伯爵听到后不为所动，“我会尽可能地接济大家”，他表示，“但我会继续资助这个人和他的工作，我确信终有一天会有回报。”

果不其然，他的工作赢来了丰厚的回报：显微镜。显微镜的发明给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展开的研究及其成果，消除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肆虐的瘟疫和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

伯爵为支持这项研究发明所花费的金钱，其最终结果大大减轻了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这回报远远超过单纯将这些钱用来救济那些遭受瘟疫的人。

这是Ernst Stuhlinger 博士写在长信里的故事。

1970年，赞比亚修女 Mary Jucunda 给 Ernst Stuhlinger 博士写了一封信，他因在火星之旅工程中的原创性研究，成为 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Marshall 太空航行中心的科学副总监。信中，Mary Jucunda 修女问道：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Stuhlinger 很快给Jucunda 修女回了信，同时还附带了一张题为“升起的地球”的照片，这张标志性的照片是宇航员 William Anders 于1968年在月球轨道上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月球的地面）。他这封真挚的回信随后由 NASA 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为标题发表。

1970年5月6日

亲爱的Mary Jucunda修女。

然后是一封4200字的长信，光这封信就足以撑起我这篇文章的整个篇幅。

他的中文版只要在中文互联网复制我上面提到的关键词句就可以搜索到，上面这则显微镜的故事也是这封信的一部分。这封信太长了，我也没有懒惰到可以抄一封信就直接结尾的程度，所以这里只摘录这封信非常重要的一小段：

“相对的，我甚至认为可以通过太空项目，来为缓解乃至最终解决地球上的贫穷和饥饿问题作出贡献。解决饥饿问题的关键有两部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发放。食物的生产所涉及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及其他大规模生产活动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高效高产，而在有的地区则产量严重不足。

通过高科技手段，如灌溉管理，肥料的使用，天气预报，产量评估，程序化种植，农田优选，作物的习性与耕作时间选择，农作物调查及收割计划，可以显著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人造地球卫星无疑是改进这两个关键问题最有力的工具。”

开头这段没头没脑的文字先放在这里，一会儿我就让它有头有脑。

《小区房价7万5，搬进来17个精神病人，咋办？》

问题出在哪里？

业主7w5一平买的房子，现在小区里来了17个精神病人，业主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有错吗？

精神病人的家庭本来就有困难，现在受到政府的照顾，住进高档小区里，他们有错吗？

自闭症家庭的情况就又要不一样，自闭症这种疾病完全先天，虽然被DSM-5划分在“精神残疾”的类别里，但无辜程度相比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还要更高一点，受到政府的照顾，有错吗？

没有错的双方，为什么会出现冲突？

因为这种冲突的本质是战争。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以武力为手段，目的是迫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意志（通常是政治意图），通过多次大规模对决使敌人失去抵抗的力量，这样的行为就是战争。

新闻中的事情也许没有出现武力手段，但是，其中一方的行为，正是为了迫使另一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业主在小区里拉横幅，目的就是为了赶走特殊家庭——所以这就是普通业主对特殊家庭发起的战争。

这场战争就是这些普通业主“政治的延续”，不管他的政治目标是什么，纯不纯粹。

战争的特点就是没有对错，只有利益。

当我们确定整个事件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一个确认孰是孰非的过程之后，我们就会逐渐接近很多问题的核心。

第一个问题是：争斗可以解决问题吗？

答案是：争斗不可以解决问题，但可以解决有问题的对手。

业主可以赶走特殊家庭，或者特殊家庭可以获得合适价位的房子。

但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特殊家庭的问题不会解决，业主也还要面对公租房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问题可以解决吗？

下面就要回到开头了。

我们来看开头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解决了瘟疫问题的是伯爵的捐款吗？当然并不是，伯爵的捐款或许让人们的日子好了一点，但是显微镜才真正减少了瘟疫问题的发生。

这么说能明白吗？捐款是在缓解问题，显微镜才是在真正解决问题。

伯爵是怎么做的，在捐款的同时，还拿出一笔资金研发显微镜，这两笔费用其实是都非常重要的，捐款可以让遭遇困难的人活下去，显微镜从更长远的角度解决问题。

第二个故事。

为什么在这么多穷人吃不上饭的时候，还要抽出这么大一笔资金发射卫星。

因为给穷人捐款只能缓解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穷人吃不饱饭，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产能的问题，而人造卫星能帮助增加粮食产能，所以顶着压力发射人造卫星，才是真正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不在问题里面，瘟疫问题的关键不是给病人捐款，穷人吃饭问题的关键也不是给贫困地区捐款。

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在这个事件里找解决方式的时候，就不应该把目光投向他们任何一方？

我可以在这里这样说，如果我在这篇文章里旗帜鲜明地支持自闭症家庭，那么作为从业者，我是不合格的。

不是自闭症家庭不值得支持，而是不应该由我们来支持。

我们来梳理一下人造卫星解决粮食问题的逻辑。

需要粮食——提高产能能根治粮食不足问题——发射人造卫星能提高产能——所以发射人造卫星。

我们是自闭症行业从业者，所以我们在整个事件里，我们站在一个解决问题的位置上——我们相当于是发射人造卫星的机构。

支持家长，用嘴说出来，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到的行为，只要动动笔，我们就可以在文章里督促相关部门遵守规定，为自闭症家庭提供房子，这就像是我们作为卫星发射的机构，给国家提意见，要求他们向贫困地区捐款。

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就逃避了真正的问题。

恰恰相反，在这样的事件里冷眼旁观，是因为我们知道，发声只会让别人看到我们，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发射好那颗卫星，才可以让粮食覆盖到贫困地区。

恰恰相反，想要帮助到这些家庭，我们不仅不该发声，还应该咬紧牙关，坚持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

长此以往，持之以恒。

但有一件事是我们需要提的。

我们把面对问题的态度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缓解问题，一个是解决问题。

缓解问题更直接，更容易让别人看到你的努力，但是帮助是有限的；解决问题要缓慢一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误解，但是对于解决问题的作用是非常长远的。

我们要讨论的是，在社会对整个自闭症群体的帮助中，在解决问题这方面的态度，是否是缺位的。

也就是说，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大家都只想着缓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这让我想起了雷文峰的故事。

2017年3月20日，新京报报道了一起自闭症少年在托养中心死亡事件。

按照民政部、公安部的细则指引，救助站寻找流浪者亲属的程序中，对公开寻人的平台做了比较详细的列举——“广播、电视、报纸、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站等适当形式”。但东莞市救助站只是依据以往的经验，将寻人信息在当地电视台播发，超过东莞的寻人努力并未看到。

对于家人在深圳的雷文锋来说，这几乎属于无效的寻找。但在救助站看来，电视台发过就已经算“符合规定”了。

符合规定，从头到尾，对流浪者雷文锋的发现、移交和救助，严格说都可以算是符合规定的。但雷文锋恰恰就死在了有关规定的字里行间，在规定和规定的无法详尽之处。

唯有咬紧牙关，更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