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尼尔·塔米特

作者从小患有自闭症，却精通10种语言，他认为文学作品其实是翻译的艺术，是一种浓缩和筛选，是将作者的思想世界重新组合成文字的行为。

一直以来，我都生活在英语环境当中：我的父母都说英语，从小学校里教我的也是英语，但我对这门语言却从来没有归属感。在自我意识的控制下，我学会了自己的母语，我时常因此而感到困惑，它让使用英语的妈妈在我眼里成了外国人，而她所使用的唯一语言也成了我的第二语言。所以从小时候开始，我的思维中就存在着一块翻译区域，不停地运转。

在这块思维区域当中，我将语言体系进行转换，以我的方式寻找并理解对应单词的意义，然后就像玩拼图一样，将这些转换过后的单词碎片重新拼凑成一句完整的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被诊断出患有高功能自闭症（high-functioning autism），也不知道是因为这种病症导致我无法将人与语言关联起来，所以当时的我不得不倾尽所能去了解这个世界。但事实证明，我做得并不好，因为这是一个语言构建而成的世界。

在我的脑海中，每个数字都有一个形状，包括它的颜色和纹理，以及它的运动轨迹（科学家将这种神经学现象称之为联觉），而每一个形状都有其对应的意义。数字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种象形文字。例如，“89”在我脑海里对应的是深蓝色，是风暴来临前的天空所具有的那种颜色，它还具有珠串似的纹理，伴有一种颤动的、旋转的、向下的运动轨迹。在我思维的翻译区域中，“89”这个数字对应的就是“雪”，或者更广义地说，就是我所理解的“冬天”。

我记得，七岁那年的冬天，我在卧室看到窗外雪花飘落，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洁白的雪花纷繁落下，地上的积雪有好几英寸厚，把房子周围的灰色混泥土都变成了纯洁无瑕的乳白色苔原。当时，我兴奋地对父母说道：“雪”！但我脑子里想到的是：“89”。这样的关联让我联想到另一个数字：“979”。

“979”的形状与我从卧室窗外看到的景象类似，只不过那种光芒和美丽都要放大11倍，也就是11个“89”场景的叠加。这样的场景让我深受触动。因为作为家中的长子，我就出生在1979年1月一个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日子。这种巧合并没有被我忽视。相反，我会在脑海中把它们关联起来。我眼中的一切，似乎显然都具有某种个人的意义。

突然之间，我的“特殊语言”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形成了对应。是否是从那一刻起，我第一次有了与人交流的冲动呢？在那之前，我从来都不觉得有必要向其他人敞开心扉，即便是我的父母，更别提那些学校里的孩子了。然而现在，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感觉，那种感觉我既说不出是什么，也没有对应的数字可以表达（有一点像数字“6”的那种悲伤，但是却有不同）。

后来，我知道了这种感觉就是人们所说的孤独。因为我没有朋友。但是，那些小孩子与我非常疏远，我要怎样才能让他们能够理解我呢？我们说话的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也不一样。他们无法理解“89”和“979”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钻石和金刚石的关系。他们怎么可能会理解？而且在我的精神语言体系中，“11”和“49”是押韵的，但我该用什么词语才能准确解释这种押韵，让他们也能明白呢？学校里的孩子们都让我感到害怕。在操场上，他们朝我大吼大叫，嘲笑我，侮辱我，没有一个人理解我。而他们越是这样咆哮，越是嘲笑我、拿我开玩笑，我就越不敢接近他们，更别提尝试和他们交流了。再说，我都不知道对话该怎样进行。

于是，我放弃了交朋友的想法。不得不承认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又退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归到我数字语言的确定性当中。它给予我同样的理解，带给我同样的兴奋，通过它，我照样学会了阅读。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阅读于我，一开始并不容易。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我读过睡前故事，而且小时候我患有癫痫，医生开的抗癫痫药物使得我在课堂上昏昏欲睡，跟不上讲课的速度。我记得，当时总是被其他同学落在后面，我不得不努力高强度地集中注意力，才能赶上学习进度。

回到80年代中期，在那个年代，老师们会在烟草罐（我的罐子是深绿色和金色的）里面装一些长方形的小卡片，卡片上字迹清晰地写着新单词，然后让学生们带回家去学习。从那时候起，我就按照卡片上单词的形状和纹理，整理了一份单词表：“3”对应那些圆形字母偏多的单词，如gobble（狼吞虎咽）, cupboard（碗橱）, cabbage（卷心菜）等；“4”对应那些尖头字母偏多的单词，如jacket（夹克）, wife（妻子）, quick（快速的）等；而“5”则对应那些形状与之类似字母较多的单词，如kingdom（王国）, shoemaker（鞋匠）, surrounded（被包围的）等。

有一天，正在专心读书时，我偶然发现“棒棒糖”（lollipop）这个单词能够带给我一阵喜悦的情绪，而这个单词在我脑海中对应的是“1011ipop”。“1011”这个数字，能够被三整除，是一个从形状上看也非常恰当的整数。而从整体来看，“棒棒糖”这个单词是我读到过的最美妙的东西：一半是数字，一半是单词。

2005年，我创作了一本关于我成长经历的书《生于蓝色之日》（Born on a Blue Day）。那一年，我26岁，找到了感觉，却不够自信，文字也不够精炼，但通过这本书，我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交流方式。《生于蓝色之日》出版之后，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成功，而我则开始了与全世界读者的对话。一些英国和美国的评论家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本“残疾类型”的回忆录，讲述了一个“数字奇才”的故事；而德国、西班牙、巴西和日本等地的读者所看到的却不仅仅只是这些，他们还给我写信，催促我继续写作。

我将这种“数字语言”写在书里，将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那些遥远的读者们。不管它被翻译成什么语言，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和关联，都能在他们的脑海中鲜活起来。我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解决语言交流方面的困扰。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成了一种使命，而在读者们看来，亦是如此。

我写了一本书，并且出版了。但是，一个患有自闭症谱系（autistic spectrum）的年轻人是否还能创作其他作品，依然不得而知。自闭症写作的惯例并不存在（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自闭症作家本身都是自相矛盾的）。我没有可参考的对象和素材（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并不是特例。随便举两个例子，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和澳大利亚著名诗人、诺贝尔奖候选人莱斯·穆瑞，都和我是一样的情况），我只有我自己。

后来我遇到了杰罗姆，并且搬到了巴黎，在圣日尔曼代普雷（Saint-Germain-des-Prés）定居下来，与小酒馆和旧书商为伴。在遇到杰罗姆之前，我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文学。小说和我早就分道扬镳了。然而现在，我们的公寓里堆满了书（杰罗姆有很多书）。我们会一起坐在一张棕色的柚木桌子上，轮流朗读陀思妥耶夫斯的长篇小说《白痴》的法语译本。

在读英语小说时，我总会感到一种语言的异域性，但是通过法语来阅读一本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却不会有这种感觉。与之相反，我觉得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轻松自在。至少，我终于可以摆脱自我意识的束缚，单纯地为了学习新单词和发现新世界的乐趣而阅读。我可以为了读书而读书。

有些事情我也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答案。

我惊讶地发现，所有文学作品其实都是一种翻译的艺术：是一种浓缩，一种筛选，一种将作者的思想世界重新组合成文字的行为。这种推论，让那些和我一样的新手作家们恢复了信心，只管放手去做。只要文字忠实于作者的思想世界，那么就可以避免拙劣的翻译腔。

我不只写了《生于蓝色之日》这一本书。之后我写的每一本书内容都不一样，包括关于大众神经科学的调查，以数学思想为灵感创作的散文集，把穆瑞的诗歌翻译、编译成法语等。每一次创作不同的内容，都打破了我原以为不可能做到的极限，让我意识到，我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在我写作的同时，我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设置的高等教育机构远程教学的课程。2016年，37岁的我顺利毕业，获得了人文学科一级学位。同年春天，我还在法国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我也慢慢的找到了人生的答案。